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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(第2/15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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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弟,肯定是家里受冲击了吧?”

    “你怎么知道?”

    “干部子弟来陕北插队的大致有两种情况:一类是理想主义者;还有一类是父母在政治上失势,株连到子女,又没有别的门路,所以只好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也许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吧。”

    “你肯定不是,也许你曾经有过理想,但至少是现在没有了。我很熟悉你们这类人,我们学校也有一些,从气质上看,你们都差不多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严肃起来,他很想听听别人是怎样评价自己这类人的,他问道:“秦岭,你说说,我们是什么样的人?”

    秦岭笑笑说:“真想听?我说了可别不高兴啊。简单地说,第一,这类人首先是好勇斗狠,有暴力倾向,一句话不合便拔刀相向。第二,这类人反感一切正统的说教,在别人看来很神圣的东西,到了他们嘴里便成了笑料。第三,这类人有一定的文化品位,也喜欢看书学习,其主要动力是不愿把自己和芸芸众生混同起来,他们喜欢表现自己与众不同,因此也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说:“按你的意思,这种人大概属于有点儿文化的流氓,你很反感这种人吗?”

    秦岭淡淡地说:“谈不上反感,这不过是人群中的一类人罢了,既算不上流氓也无所谓好人,毕竟在世界上好人和坏人都不太多,大部分人属于中间状态。就像《在路上》里的狄恩、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中的霍尔顿,他们不过是厌恶平庸的生活,喜欢选择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,这本身没什么错。”

    郑桐有些吃惊地问:“这些书你都看过?”

    “不但看过,我还挺喜欢呢,还有《向上爬》《带星星的火车票》,都是我喜欢的书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也惊讶地看了秦岭一眼,他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,看来刚才的几十里地山路没有白走。秦岭提到的这些书都不是公开出版的书籍,只有供高级干部出入的内部书店才有,据说是供高干们“学习批判”用的,书的封面是灰色或黄色的,没有任何装潢,俗称“黄皮书”“灰皮书”。这些书在北京的干部子弟圈子里很时髦,钟跃民和郑桐都看过。

    “你说得没错,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当乖孩子,在这个世界上,谁也没有资格去教训别人,哪怕是长辈也不行。咱们先是被告知要解放全人类,后来又要接受再教育,我就纳闷,凭什么就老得有人教育咱们,还给你指好了一条路,让你别无选择,必须走别人希望你走的路。这实在太不讲理了。我羡慕狄恩,喜欢那种‘在路上’的感觉,那无非是要体验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。”钟跃民说。

    秦岭表示赞同:“人总要有些梦想,人生最重要的是体验,是过程。去年有支外国登山队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遇到雪崩,登山队员全部遇难了。有人认为他们的死是毫无意义的,因为无论你是否登上顶峰,都不会给人类的实际生活带来任何改变。可我却为这些运动员哭了,我相信他们是因为心灵深处的呼唤而踏上征途的,我也相信他们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已料到这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。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雪山对他们的召唤,因为那就是他们心中的终极精神世界。他们是为梦想而死的,他们一定拥有许许多多美好和纯粹的体验,他们不该有遗憾。泰戈尔说,过于功利的人生就像把无柄的刀子,也许很有用,可是太不可爱了。在我们的生命中,是需要一些纯粹的本质的体验、最初的体验的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说:“凯鲁亚克的那句话说得真好,‘我还年轻,我渴望上路。带着最初的激情,追寻着最初的梦想,感受着最初的体验,我们上路吧’。”

    郑桐问道:“秦岭,你属于哪类人呢,怎么也来陕北了?”

    秦岭笑笑说:“我就应该来陕北,不来倒怪了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说:“不说这些了,我今天来就是想听你唱歌的。我喜欢陕北民歌,小时候听我爸唱信天游,听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。其实我爸是个破锣嗓子,唱得不怎么样,甚至还跑调儿。当时我就想,就这么个破锣嗓子怎么能把我给唱哭了?后来我才明白,还是歌儿好,陕北民歌里有种很悲凉的东西,听起来让人心里酸酸的。”

    秦岭惊讶地注视着钟跃民:“你的感觉很好,抓住了陕北民歌的魂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想了想又说:“陕北这块地方很奇特,从表面上看,这是块很贫瘠的土地,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,这种表象后面隐藏着一种很深奥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秦岭表示赞同:“这是一种文化的厚重感,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。现在的陕北方言里保存着很多古语,比如老乡们把‘喊一声’,叫‘呐喊一声’,听着文绉绉的,而实际上说话的人可能目不识丁。为什么大部分地区的方言中都没有留下古文化的痕迹,唯独陕北方言里却保存下来了,这大概也是由于陕北地域上的特点所致,民歌好像也是这样。”

    钟跃民把捏好的窝头码在笼屉上,说:“我想,陕北民歌中的悲凉感是一种人对苦难的无奈,是从心灵中自然流淌出来的。还有个问题,没来陕北之前我还不知道,陕北民歌里大部分是民间所说的酸曲儿,这倒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这些酸曲儿的语言很直截了当,又是老公公爬灰,又是大姑娘偷情。民间似乎并不关注它的道德内容,也丝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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